河姆渡文化述略

邵 九 华

  一、河姆渡遗址的发现和河姆渡文化的命名

    河姆渡遗址位于河姆渡镇金吾庙村（原罗江乡浪墅桥村）。它是1973年夏天当地农民建造排涝站时发现的，总面积约4万平方米，自下而上叠压着4个文化层，根据北京大学碳14实验室测定，第四文化层距今约7000－6500年，第三文化层距今约6500－6000年，第二文化层距今约6000－5500年，第一文化层距今约5500－5000年。该遗址于1973年和1977年冬进行过两次考古发掘，合计面积2630平方米，出土生产工具、生活器具、原始艺术品等文物6700余件，还发现丰富的栽培稻谷和大面积的木建筑遗迹、捕猎的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的骨骸、采集的植物果实及少量的墓葬等遗存。所有这些，为研究我国远古时代的农业、建筑、制陶、纺织、艺术和东方文明的起源以及古地理、古气候、古水文的演变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河姆渡遗址第一、二文化层的出土文物与省内湖州邱城遗址下层及嘉兴市郊马家滨遗址的器物相似，第三、四文化层的出土文物，在我省是新发现，而且它已拥有较为发达的耜耕农业、采用榫卯技术的干栏式建筑，在国内同时代的遗址中它的生产、生活水平处于领先地位，因此是一支全新的考古学文化，暂时命名为河姆渡文化。河姆渡遗址发现后，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为尽快把它公诸于世，1976年4月，国家文物局、浙江省文化局在杭州召开“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工作座谈会”（实际是一次研讨会），来自北京、上海、陕西、广东、福建、安徽、浙江的专家学者和余姚县、罗江乡的代表共60多人参加了这次座谈会。与会专家学者认为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证明在7000年前长江流域同样有着繁荣的原始文化，与黄河流域一样都是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发祥地，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一致同意了对河姆渡文化的命名。1980－1981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相关市县文管会在宁绍平原作了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普查，近年来在基本建设中又陆续发现了一些，至今共发现河姆渡文化类型遗址47处，分布于钱塘江以南的沿海地区和舟山群岛，其中以姚江平原最密集，计有25处，因此可以说，余姚是河姆渡文化的故乡。

    二、河姆渡遗址文化内涵、主要特色和在中国考古学上的地位

    1、文化内涵、主要特色  河姆渡遗址发掘发现的文物遗存具有数量巨大、种类丰富的特点，为研究距今七八千年前氏族公社繁荣时期人们的生产、生活情况提供了比较全面的材料。如两次发掘出土的陶片达40万片之多，用同样的发掘面积作比较，是其它新石器时代遗址所不及。又如出土的纺织工具有纺轮、绕纱棒、分径木、经轴、机刀、梭形器、骨针近10种，根据这些部件，可以复原当时的织机，其它的遗址就没有这么具体。它的文化特色主要还在稻作农业、干栏式建筑、纺织和水上交通方面。

    （1）耜耕农业  河姆渡遗址两次考古发掘的大多数探坑中都发现20－50厘米厚的稻谷、谷壳、稻叶、茎杆和木屑、苇编交互混杂的堆积层，最厚处达80厘米。稻谷出土时色泽金黄、颖脉清晰、芒刺挺直，经专家鉴定属栽培水稻的原始粳、籼混合种，以籼稻为主（占60%以上）。伴随稻谷一起出土的还有大量农具、主要是骨耜，有170件，其中2件骨耜柄部还留着残木柄和捆绑的藤条。骨耜的功能类似后世的铲，是翻土农具，说明河姆渡原始稻作农业已进入“耜耕阶段”。当时的稻田分布在发掘区的北面和东面，面积约6公顷，最高总产为18.1吨。

农业起源表明人类社会从单一的攫取式经济开始向生产式经济发展，这一转变拓展了食物来源，为人类发展奠定物质基础，所以在人类发展史上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河姆渡原始稻作农业的发现纠正了中国栽培水稻的粳稻从印度传入、籼稻从日本传入的传统说法，在学术界树立了中国栽培水稻是从本土起源的观点，而且起源地不会只有1个的多元观点，从而极大地拓宽了农业起源的研究领域。河姆渡遗址人工栽培稻谷的发现说明农业不是哪个圣人发明的，而是人类自身进步的结果，从而有利人们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史观和群众观念。

    （2）干栏式建筑  河姆渡遗址两次发掘范围内发现大量干栏式建筑遗迹，特别是在第四文化层底部，分布面积最大，数量最多，远远望去，密密麻麻，蔚为壮观。建筑专家根据桩木排列、走向推算，第四文化层时至少有6幢建筑，其中有幢建筑长23米以上，进深6.4米，檐下还有1.3米宽的走廊。这种长屋里面可能分隔成若干小房间，供一个大家庭住宿。清理出来的构件主要有木桩、地板、柱、梁、枋等，有些构件上带有榫头和卯口，约有几百件，说明当时建房时垂直相交的接点较多地采用了榫卯技术。河姆渡遗址的建筑是以大小木桩为基础，其上架设大小梁，铺上地板，做成高于地面的基座，然后立柱架梁、构建人字坡屋顶，完成屋架部分的建筑，最后用苇席或树皮做成围护设施。其中立柱的方法也可能从地面开始，通过与桩木绑扎的办法树立的。这种底下架空，带长廊的长屋建筑古人称为干栏式建筑，它适应南方地区潮湿多雨的地理环境，因此被后世所继承，今天在我国西南地区和东南亚国家的农村还可以见到此类建筑。建造庞大的干栏式建筑远比同时期黄河流域居民的半地穴式建筑要复杂，数量巨大的木材需要有专人策划，计算后进行分类加工，建筑时需要有人现场指挥，否则七高八低，弯弯曲曲的房子是不牢固的。建筑技术说明河姆渡人已具有现代人一样较高的智商。

    （3）纺织、交通工具和髹漆技术的出现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纺织工具数量之多、种类之丰富为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所罕见。数量最多的是纺轮，有300多件，质地以陶为主，还有石质和木质，形状以扁圆形最常见，另有少量剖面呈梯形状。织的方面有经轴、分经木、绕纱棒、齿状器、机刀、梭形器等，纺织专家认为这是原始踞织机的部件。缝纫用的是骨针，有90多件，最小的骨针长仅9厘米，径大0.2厘米，针孔大0.1厘米，与今天大号钢针差不多。从出土的苇编和器物上精致的图案看，当时织品为经纬线数量相同的人字纹和菱纹。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木桨共8支，系用原木制作，形似后世的木桨，只是形体略小一些。有桨一定有船，推测河姆渡人已划着独木舟在湖泊之中捕鱼采菱，也可能用于氏族间交流时的交通工具。河姆渡遗址发现的漆器有20多件，早期单纯用天然漆漆于木器表面，稍后在天然漆中掺和了红色矿物质，使器物色彩更加鲜亮，第三文化层中出土的木胎漆碗是其中的代表作品。

    （4）发现以象牙雕刻为代表的原始艺术品  河姆渡遗址发现的原始艺术品可分为独立存在的纯艺术品和施刻于器表之上集实用和观赏于一体的装饰艺术两大类，而以后一类数量居多，充分表现了河姆渡人的审美兴趣和文明程度。艺术品中最为人称道的是“双鸟朝阳”纹象牙雕刻件，该器长16厘米、宽5.9厘米、厚约1厘米，形似鸟窝。器物正中阴刻5个同心圆，外圆上部刻火焰纹，两侧各有一只圆目利喙的鸷鸟向对而视。画面布局严谨，线条虚实结合，图画寓意深刻，有人说它象征太阳，另有人认为是鸟在孵蛋，象征对生命、生殖的崇拜。说明该器物具有强烈的宗教意义，原始先民已有复杂的精神生活。

    2、在中国考古学上的地位

衣、食、住、行是人类生活4个基本要素，这里指的是人类凭借自己智慧所创造的较为高级的生活方式，它们在人类社会中出现和齐全的时间并不早。“衣服”的时间可能早一些，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已经穿上树皮（叶）或兽皮做的“衣服”，考古工作者曾在“北京人”的洞穴中发现1枚距今10万年前的带孔骨针。吃上谷类食物则是新石器时代的事，距今约1万年前。居住房屋又晚一些，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湖南玉蟾岩人、江西万年仙人洞人还住在山洞之中；在黄河流域旧石器时代末期的河南许昌的“灵井人”和陕西大荔的“沙苑人”则住宿于露天之中。最早的建筑出现在距今8000年前；考古工作者在陕西华县老官台、宝鸡北首岭和甘肃秦安大地湾等遗址中发现一些营造技术比较落后的圆形半地穴式的窝棚，室内面积很小，只有5－7平方米。交通工具是在氏族或社团的人口扩大，经济需求增加，对外生产活动需要的情况下出现的，因此首先出现在原始农业比较成熟，手工业发展而河网密布的江南水乡。河姆渡遗址发现的木桨是国内目前最早的实物资料。据说最近肖山跨湖桥遗址新发现距今8000年前的独木舟，但是对跨湖桥遗址的年代省考古文博界还有争议。牛和马作为家畜出现还较早，河姆渡遗址中发现好多水牛头骨，但先民饲养牛、马主要为了食用，作为畜力运输要迟得多。《史记夏本纪》记述大禹出巡时“陆行乘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撬，山行乘 ”，在此以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黄帝、炎帝、尧、舜出巡、作战都无乘车的描述，所以牛、马作为交通运输、畜力使用比较迟。衣、食、住、行人类社会生活四大要素在河姆渡遗址中都已齐全，反映河姆渡人对自然万物的认识和利用已经比较全面。我们虽然不能断定，河姆渡氏族中已有了社会分工，但是象“双鸟朝阳”纹象牙雕刻等精美工艺品的创作并不是人人都会的，象“鱼藻纹陶盆”、“猪纹陶钵”、陶  等极易破碎的东西，发掘出土时，基本保持完整形状，看来在当时已有专人保管，很可能它们是祭祀专用的贵重物品。从中可以推测，从这个时候开始，人类已摆脱蒙昧状态，开始迈向文明社会的门槛。河姆渡遗址发现发掘，取得的成果是全方位的，文化内涵这样丰富的遗址在全国1万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是十分罕见的，从而奠定了它在人类发展史上里程碑式遗址的地位。1982年国务院公布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6年被编入中学历史教科书，2001年被评为“中国二十世纪百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在国外，英国剑桥大学编的《百科全书》、日本《考古学事典》都用较大篇幅介绍了它。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把它编入自己《东亚史讲义》中。

三、河姆渡先民较高智商的原因

    河姆渡遗址博物馆落成开放以来的10年间，已接待了70多万海内外游客，许多人看了出土文物陈列以后强烈感到河姆渡先民的生产、生活状况与五六十年代偏僻的山区、农村相近，特别是西部地区省分的领导反应尤其强烈，进而提出7000年前河姆渡人为什么有较高智商的问题，许多外国游客也提出过同样的疑问。众所周知，人的智商与环境、营养和教育相关，在原始社会决定人的智商水平主要是营养。过去我从河姆渡遗址发现大量的鱼、龟鳖类动物残骸的现象推测这是河姆渡人大量膳食水产品的结果，这恐怕多少受“龟鳖丸”、“脑黄金”等保健品宣传的影响。但是近几年阅读一些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材料后发现，大量膳食鱼类、龟鳖类和蚌、螺是先民普遍现象，除了味道鲜美，容易捕捞恐怕是主要原因，象玉蟾岩、仙人洞，甑皮岩等遗址中都发现大量的鱼、龟鳖和蚌、螺的残骸。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先民更是以海产品为主食，以致丢弃的大堆贝壳形成贝丘遗址。从考古资料上看，他们的生产水平还停留在渔猎、采集阶段。也就是说以水产品为主食的先民智商并不怎么样突出，所以河姆渡人较高智商原因需要重新思考。最近看了美国著名营养学家阿德勒·戴维斯《吃的营养科学观》、中国营养学会《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等著述后，才明白均衡的膳食才是人体包括大脑健康发育的重要条件。所谓均衡的膳食是指人体摄取的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三大类食物的结构达到6:3:1要求。三大类食物在这个比例下，能够共同协调，达到最佳的吸收状态，从而满足人体运转的需要。如果缺乏、缺少某一种，其它二类食物的分解、吸收就会受到影响，造成营养不良，人就会变得迟钝。象生活在北极圈的爱斯基摩人，长年以鱼为食，仅能活到30岁左右。过去寺庙中的尼僧终年食素，脂肪、蛋白质不足，虽然体力消耗较少，但脸色铁青，弱不禁风。只有少数方丈因为植物油、豆制品吃得多，身体较为健康长寿。碳水化合物含量最丰富的是谷类食物，占自重的80%，其次是豆类、薯类，约占自重的50%，水果、蔬菜中含量较少，在10%以下。河姆渡遗址发现迄今为止数量最多的稻谷遗存，根据相关研究，河姆渡人年人均占有稻谷量已达164公斤，与中国营养学会1992年调查的中国城市成年人年人均消耗食粮164.6公斤的数量十分接近。而后者摄入碳水化合物的能量占总能量的58.8%。河姆渡人人均占有稻谷164公斤的数字可能有误差，但误差率不会很大，推测河姆渡人的膳食结构已接近或达到6:3:1的科学要求，因此河姆渡人才有强健的身体和较高的智商。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说河姆渡人已懂得了科学膳食的道理，而应该把它看成是一种巧合。

四、河姆渡的自然地理环境对河姆渡文化的影响

    纵观国内早、中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地理环境，不难发现原始人群总是选择山水之间的高地、孤丘作为居址。靠近水边既方便饮用洗涮又有利下水捕捞采集，而居址建在高处就能免除洪涝水害的冲击，也能使室内保持干燥和通风的良好环境。与高山峻岭保持适当距离可以利用高地、孤丘与高山之间的平地挖掘壕沟，防御猛兽的骚扰，同时又可以从独木桥上走出去，上山砍伐、狩猎。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原始社会，人类只能尽可能地选择优良的环境以有利自己的生存。环绕遗址的濠沟在距今七八千年前已经出现，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发展为城墙和护城河，我国已发现20多座这样的古城，这就是传说中的炎黄尧舜时代。

    用这个择居标准对照河姆渡的地理环境，业内人士很自然会对河姆渡遗址的年代发生怀疑。现在的河姆渡一带是姚江平原地势最低洼地块，五六十年代以前这里更是污水横流，洪涝灾害不断的沼泽区，姚东有民谣说，“大水泼，毛蟹爬，200斤一亩连根拔”。显然河姆渡的地理环境与7000年前相比已发生很大的变化。为寻找河姆渡高地，破解海内外专家学者的疑问，“河姆渡文化兴衰与水环境变化关系的研究”课题小组开展为期2年的专题研究，终于发现河姆渡一带具有非常特殊的“工字形”地貌环境。河姆渡南面的四明山，北面姚江平原中部的慈南山地和东面南北走向的乌石山、羊角尖山、云山等低山丘陵三组山系构成硕大的工字，这种地貌尤如今天围海造田工程上抛筑的丁坝和顺坝，具有很大的促淤成陆功能。距今1万年前开始的全新世初大规模海侵时，四明山北麓成为一片浅海，从长江口顺潮而下的泥砂搬运到这里后，受工字形地貌的阻挡而沉积下来，使河姆渡一带的淤积快于其两翼，当海退开始后，河姆渡一带自然最先出露成陆。根据低塘镇西村地下31米处发现的贝壳层的年代8020年，推测海退发生在距今7500年左右，所以距今7000年前河姆渡确实是四明山前的一块高地。研究过程中委托南京大学所作的河姆渡遗址地质土样古代微生物、孢粉、土壤粒度和含盐量的检测结果印证了课题组的研究结论。

    根据河姆渡遗址孢粉资料和考古发掘材料分析，7000年前河姆渡的气候比现在温暖湿热，平均气温比现在高3－4℃，年降雨量比现在多500毫米左右，与现在的广东、广西南部和海南岛相似。在地理方面最大的差别就是遗址南面还没有姚江阻隔，只有芝岭溪水在遗址的西南流过。遗址的东面是一片平原，西面、北面濒临河姆渡——丈亭——二六市大湖，河姆渡处于湖泊沼泽、平原、草地、丘陵、山冈多种地貌的复杂环境，所以这里的动植物资源特别丰富，非常有利河姆渡先民的生产、生活。值得一提的是，当河姆渡成陆时，“工字形”地貌两翼，即现在的余姚城区以西、宁波市西郊以东地区尚处于浅海之中，海水涨落有规律地推动湖水升、降，为河姆渡人的稻田创造了自灌条件，使河姆渡人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多的稻谷。因此河姆渡人可以腾出更多时间、更多劳力去建造庞大的干栏式建筑，有时间去发展纺织、漆木器生产。良好的自然环境是河姆渡文化繁荣的关键因素，而河姆渡人对自然万物的认识和利用则是决定因素。

五、相关链接

    1、文化的定义（1）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2）考古学用语，指同一个历史时期的不依分布地点为转移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同样的工具、用具，同样的制造技术等，是同一种文化的特征，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3）指运用文字的能力及一般知识：学习文化、文化水平。（《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79年）

    2、稻作起源问题  1973河姆渡遗址发现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稻谷的消息通过媒体，迅速传遍全世界。因为还有大批农具、加工工具和炊用器共同出土，所以随即掀起一股水稻起源研究热。与媒体的热情相反，少数顶级考古和农业专家认为河姆渡文化的稻作农业已经比较成熟，在它的以前还应有较长的发展阶段。1995～2000年考古工作者通过对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连续发掘后，发现上下叠压的距12000年前的几粒野生稻谷和距今10000年前的人工栽培稻谷。接着又在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的土样标本中检测到人工栽培稻谷的孢粉，从而找到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稻谷和它从野生稻驯化而来的科学依据。玉蟾岩古稻的发现，说明亚洲东部的人工栽培稻、粟和西亚两河流域的大小麦、南美洲的玉米都是差不多时候出现的，农业的发明是人类共同进步的结果。

3、河姆渡文化在宁绍平原消失的问题  （1）环境说  全新世初大规模海侵在距今6000年前左右结束，大沽塘古海岸线形成（今329国道南侧），并在海潮作用下不断淤高。这样四明山北麓的雨水北排渐渐困难直至堵塞，河姆渡高地的优势逐渐丧失。姚江平原西部的曹娥江口北伸后，排泄流程增加，导致部分洪水东泄，加重了姚江腹地的内涝，河姆渡终于成为水涝灾害频发地区，当遭遇风、暴、潮结合的天文大潮时，河姆渡难免遭受没顶之灾，从而形成河姆渡遗址四个文化层。我们可以从河姆渡遗址四个文化层主要器物数量对比上发现环境恶化严重地影响氏族的生存。距今5000年

河姆渡遗址各层主要器物表

前，全球范围又一次发生严重的水涝灾害，这就是古籍《尚书·尧典》记载的“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西方的《圣经》上也有诺亚方舟拯救人类的类似传说。从考古上，河姆渡遗址第一文化层之上覆盖着厚厚的一层淤泥层，北面最厚处达2.5米。这次特大洪水最后浸蚀了河姆渡——大隐之间的平地，姚江改道东流，河姆渡出露，海水上溯，从四明山下来的河姆渡人不得不退出这个地区，向南迁徙。

（2）外来文化入侵说  河姆渡遗址第一、二层文化与杭嘉湖平原的崧泽文化，马家浜文化有较多的共性，三、四层文化相对比较独立，所以学术界对河姆渡文化的分期存在1－4层都是河姆度文化和3－4层是河姆渡文化，1－2层是马家浜文化的两种看法。后者认为距今6000年前太湖流域曾遭遇特大水灾，马家浜文化举族迁向宁绍平原，与当地文化融合后形成以马家浜文化为主、两种文化因素共存的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