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姚人民革命斗争概况

余姚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时期，余姚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承和发扬反抗压迫，反抗剥削，反抗侵略的斗争传统，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前仆后继，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创造了光辉的业绩。

一、大革命时期

传播革命思想   建立党的组织

领导工农运动   掀起革命热潮

五四运动后，新文化、新思想开始在余姚传播。1922年6月，杨贤江由沈雁冰、董亦汀介绍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主编《学生杂志》，在青年中传播马克思主义。

1924年5月，郭静唐主编《余姚评论》，后又与楼适夷创办《余姚青年》，促进余姚人民新的觉醒。

1924年7月23日，在庵东举行声势浩大的盐民大罢工，在余姚各界人士的声援下，斗争取得胜利，揭开了余姚工农运动的序幕。这是当时浙江最大的一次罢工斗争，也是中国工人运动自“二七”惨案以来由低潮转向恢复发展的标志之一，是中国工人运动复兴的象征。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6月4日至5日，余姚城区学生上街游行、演说，揭露帝国主义罪行。接着余姚各界人士成立“后援会”开展抵制日货、示威游行、集会控诉帝国主义罪行等声援上海工人阶级的斗争。

这几件大事，为余姚地方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1925年初夏，中共杭州支部派党员岑鹿寿到姚北盐场活动。次年5月，余姚诞生了全县第一个中共基层组织——坎镇支部。同年9月，在姚北马家路又成立了第二个党组织——马家路支部。1927年2月，余姚城区也成立了中共余姚支部，选举楼适义为支部书记。当时有党员50余人，是月下旬，陈云等六位同志来姚帮助工作。余姚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

在庵东，数千盐民涌进盐霸庄园，开仓分掉囤积的粮食，逮捕并游斗恶霸高锦泰父子，打击了横行乡里，鱼肉人民的土豪劣绅，鼓舞了十万盐民反压迫、反剥削斗志，二万盐民报名参加“盐民协会”。

在姚北，数万农民从四面八方赶来，冲进大地主张国香家，没收了金钱财物，开仓济贫，分掉粮食3万余斤，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吃大户”斗争。此后，全县数十万农民加入农民协会。

在姚城，成立总工会，领导工人与资本家作斗争。药业工人四次游行，三次罢工请愿，斗争坚持半月之久，迫使资本家答应实行8小时工作制、增加月薪、承认工会三项要求。

余姚党组织还组建浙东人民自卫军（后改为“纠察队”），配合北伐军，推翻军阀政府在余姚的统治，推动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余姚县党部的建立。

余姚的工农运动，猛烈地冲击着封建恶势力，推动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

1927年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接着在江浙一带发生了反革命的“清党”活动，屠刀向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砍来，余姚的革命运动遭到血腥镇压，农民协会、盐民协会和各工会全被破坏，5名共产党员被捕，3名被杀害，20余名党员和进步人士受到通缉被迫离姚，革命遭到了严重挫折。

二、土地革命时期

成立余姚县委   组建浙东红军

袭击地主武装   准备姚北暴动

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怕笼罩余姚城乡，但革命者没有被征服。1927年8月，姚北一带的共产党员又重建了中共余姚北乡支部。9月，隐蔽在姚城的原余姚支部委员朱亚之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后，成立中共余姚独立支部。年底，参加南昌起义的洪传扃，回到余姚，参加“独立支部”。1929年1月，在省委指导下，首次成立中共余姚县委，朱、洪任正、副书记，领导全县六个支部100名党员开展革命斗争。先后发动划船工人抗捐斗争、梁虹农民抗租斗争和梁弄农民减租斗争及周巷、浒山、临山、马渚、南庙、龙坑等地的抗租议租活动，把余姚群众斗争推向新的高潮。

1930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次胜利的决议》，在上海成立了江苏总行动委员会，负责领导上海、安徽、江苏、浙江的武装暴动。7月，总行动委员会派大革命时期的余姚支部党员史济勋来姚传达“组建红军、准备暴动”的指示。中共余姚县委派洪传扃协助筹建，以原费德昭领导的纠察队为基本力量，组建了百余人的武装队伍。8月初，总行动委员会又派代表来到姚北，正式命名暴动队伍为“浙东工农红军第一师”，费德昭任师长，史济勋为党代表，洪传扃为政治部主任，同时成立“军事行动委员会”作为暴动领导机构。

浙东工农红军第一师成立后，首先袭击了姚西兰塘邵家地主武装。接着红一师由洪传扃带领10名战士，夜间出动，奇袭姚东蜀山大地主蔡伯钧的保卫国。蔡拒绝缴枪，其保卫团长又企图掏枪袭击，被红军一枪击毙，短短十几分钟就激枪10余支，凯旋而归。其后，红一师又转战浒山、横河、陆埠、三七市、二六市一带，袭击地主武装和警察所，围歼盐场缉私营。红一师还出击宁波市郊和鄞县黄古林等地，突袭警察所，一面宣传革命，一面伏击零星散兵。一时间，第一师名扬浙东。

红一师转战浙东，作战勇敢，但与反动军警相比，无论在人员数量、武器装备上相差都十分悬殊，当时国民党省政府急调省保安军来姚疯狂镇压。时届深秋，田野作物全已收割，红一师活动困难，军事行动委员会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决定放弃暴动计划，解散红军队伍。史济勋、洪传扃、费德昭等领导人先后避居上海。

红一师暴动未能实现，余姚党组织又一次遭到严重挫折，绝大多数党员遭到残酷的迫害，被迫离乡背井外出隐蔽，部分来不及撤退的党团员，也因此与上级失去了联系。此后，余姚党的活动中断了7年之久。

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两次伟大转折：从南昌起义到创建井冈山根据地，中国革命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二万五千里长征，到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转危为安。曲折的道路，付出了沉痛的代价。仅在余姚，杨贤江积劳成疾，病逝日本，沈乐山、贝加夫两位省委领导遭敌残酷杀害，红一师领导人经历了血雨腥风：朱亚之病故姚城；费德昭被反动派侦悉逮捕，于1932年6月被枪杀于杭州陆军监狱；胡尧田流落上海乞讨为生，饿死在苏州河畔；只在洪传扃在组织的帮助下，避过反动派的追捕，历尽艰险，重返革命队伍。历史记下了这些英烈的名字，他们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三、抗日战争时期

重建党的组织   发动抗日救亡

筹组抗日武装   建抗日根据地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向全国人民呼吁：“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和共产党倡议国共合作抗战的形势下，蒋介石接受了中共和爱国人士的建议，实现团结抗日，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余姚各界爱国人士立即动员起来，一批热血青年长途跋涉，奔赴延安；一些失去了联系的共产党员和社会进步人士一起，开始就地从事抗日活动。

1937年12月，隐蔽在历山的共产党员陈小平和进步人士童泉如，邀集在外地的姚籍进步人士汇合姚城，共同开展抗日救亡。是年冬，在上海隐蔽的郭静唐回到余姚，在杭州的左翼文化人陆飞亦来到家乡。当时的余姚县长林泽对郭静唐、陆飞回乡参加抗日活动表示欢迎，委任郭为县政府视察员，陆为县抗日自卫会干事。

次年3月，中共上级党组织派员来姚，恢复了陈小平等的党籍，发展了一批新党员。这样，共产党在余姚恢复了组织活动，抗日救亡运动在党领导下蓬勃地开展起来。

1938年3月，余姚县政府成立“战时政治工作队”，林泽委托郭静唐、陆飞负责招收队员，郭、陆将共产党员、进步青年以及从延安回来的俞震、熊达人、马青、唐伟等党员安排在政工队，担任领导职务。余姚县政工队一开始就成为共产党实际领导的抗日团体，最盛时期共分6个区队，队员100余人，共产党员占70%以上，正副队长几乎全由党员担任。政工队员上山区，下盐场，走乡村，访农户，广泛开展抗日动员和秘密发展党组织，为本县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抗日运动的逐步深入，群众性的抗日救亡团体也如雨后春笋相继成立。青年救亡宣传室（战时社会服务团）、商业人员工作队、少年工作队、妇女工作队等等，参加群众多达数万人。

1938年6月，余姚党组织抽调部分政工队员分赴敌占区，协助抗日部队工作。7月，日军五路包围海盐，守军被迫从海路撤退，又遭日舰拦截。政工队女队员陈忆姜所乘船只被日军包围，眼看突围无望，纵身跃进大海，以身殉国。

1939年4月11日，余姚市第一次党代会召开。1940年12月26日，中共余姚县委书记谢廷斋到达延安，出席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1939年5月，发动青年救忘宣传室140位热血青年报名参军，成立“余姚子弟兵连”，奔赴前线。

当时，各乡还组织了“抗日自卫队”等地方武装，振奋了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的信心。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当局虽然口头上表示合作抗日，骨子里却想消灭共产党。1939年冬至1940年春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余姚，1940年8月，先是郭静唐被国民党省政府密令逮捕，继而又先后抓捕共产党员和抗日积极分子10余人。不出一月，政工队及全县各级抗日群众团体均被强令解散，县长林泽被迫辞职，余姚抗日救亡的大好政治形势陡然逆转。

由于蒋介石一贯推行 “攘外必先安内”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使日军在中国的领土上长驱直入。1941年4月中旬，日军进犯浙东，国民党守军一触即溃。19日，日军占领镇海，20日占据宁波，22日侵陷慈溪。其时，国民党余姚县党政机关及驻军已于21日逃至梁弄，22日又缩退至陈家岩、岩头一带。23日下午，400余日军分乘三艘汽轮由姚江侵入余姚城区，占领南北两城，于是余姚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

余姚沦陷后，唯有共产党人继续为抗日战斗。4月下旬，党决定成立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根据党内分工，副特派员王益生接受了领导抗日武装斗争的艰巨任务。当时，国民党34师一部在海北被日军打散，撤至姚北一带，连长孙彦龙原系余姚自卫队队员，后赴海北与陈小平相识。孙部到姚北后寻陈小平，找共产党。王益生及部分原政工队队员充实到孙部，把孙部改编为“宁绍游击指挥部”。但是，该部成分复杂，收容了不少地痞流氓，特别是收编了盐警一部，终于导致了“临山事件”的发生。6月25日，部队邀集附近各乡镇保长开会。王益生及随行人员陆葛、熊飞在前往临山镇邀请镇长陶园赴会途中，被临山镇警备队枪杀。孙部随即以报复为名，抢劫、火烧临山镇，孙彦龙在部分盐警的唆使下投靠了日军。

同一时期，党员张迪光根据党的批示打入国民党驻游源山区的“宗德部队”。他隐蔽身份，宣传抗日，联络了十几名班排长，策动起义。不幸事泄，张迪光及所联络的中下级军官一一遭到逮捕。张迪光被绑在毛竹上“五马分尸”，壮烈牺牲。

两次惨重挫折的教训使共产党人醒悟到，应以工农群众为基础，建立自己的武装队伍。不久，以朱之光、周曼天、赵瞻等原政工队骨干的一批热血青年，成立了“浙东游击独立大队”。后来，部队扩大到70人。在此同时，中共浦东工委根据党中央、华中局的指示，从1941年5月起，把所领导的大部分武装共900余人，先后七批，以“五支四大”、“宗德三大”、“苏鲁战区淞沪游击队暂编第三纵队”等国民党的番号，南渡杭州湾，抵达“三北”。

6月18日，“五支四大”到达姚北相公殿的第三天，接到群众报告，约一个小队的日军从庵东出发，朝相公殿方向行进。“五支四大”领导决定给鬼子以狠狠打击。群众得知要打鬼子，也纷纷主动请缨。部队在相公殿以西的向天庵附近设伏，“宗德三大”赶来参战。日军进入了埋伏圈，指挥员一声令下，枪声大作，鬼子兵血肉横飞，是役，共打死打伤日军各8名，并缴获了一批武器。日寇于25日赶到相公殿报复。“五支四大”早有准备，再次给予迎头痛击，日军狼狈逃窜。相公殿两战两捷，轰动了整个浙东地区，极大地振奋了群众抗击日寇的信心。

为坚持浙东敌后抗战，华中局、新四军军部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派谭启龙等来浙东主持工作。1942年7月成立了浙东区党委，由谭启龙任书记。8月又成立了三北游击司令部，由何克希任司令员。

浙东区党委为了便于领导，对浙东地区重新划分了地区和县界。余姚以姚江为界，姚北地区与上虞北部合并为余上县（后改为余姚县），隶属三北地委领导；姚南地区与上虞东南部合并为姚虞县（后又先后改称为姚慈县、姚南县、南山县），隶属四明地委领导。并于8月建立了中共余上县委和中共姚虞县委。9月，浙东区党委为了开辟浙东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制定了“巩固三北、开辟四明”的方针，并于10月起率部分主力挺进四明山区。1943年4月23日，三北游击司令部攻克姚南重镇梁弄。1943年8月，浙东区党委、三北游击司令部分别进驻横坎头、梁弄。梁弄成为浙东我党领导抗日的指挥中心。12月22日，浙东抗日武装正式编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任命何克希为司令员、潭启龙为政委、刘享云为参谋长、张文碧为政治部主任。

建立浙东抗日根据地后，浙东军民英勇抗战，粉碎了敌伪的反复“扫荡”、“清乡”，挫败了日、伪军屡次“蚕食“根据地的阴谋，胜利地组织了三次“反顽”自卫战争，击退了国民党顽固派企图消灭浙东抗日武装的三次大规模进攻，巩固了抗日根据地。自1941年5月浦东部队南渡浙东到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的4年多时间内，浙东抗日武装共进行大小战斗643次，攻克上虞、南汇两座县城，克复敌伪据点110多个，解放同胞400万，毙伤日军610余人，俘虏日军少佐顾问以下21人，毙伤汪伪军副旅长以下3062人，俘虏伪军团长、支队长以下5504人，缴获各种火炮39门，轻重机枪217挺，长短枪6809支，取得辉煌战绩。

在创建、巩固和发展浙东抗日根据的斗争中，余姚广大人民群众作出了卓著贡献。1942年7月，区党委刚刚成立，余姚就由数十名党员和积极分子组织成立了抗日武装——“余姚中队”，配合主力武装，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经过数次战斗的考验和锻炼，“余姚中队”后被编入主力，成为“三北游击司令部特务中队”和“四支队第三中队”。

在解放梁弄的战斗中，敌、伪军凭借坚固的工事和民房为依托，负隅顽抗。群众见“三五支队”进攻受阻，心急如焚，不少群众拆下自家的门板，搬来家具，帮助“三五支队”搭建掩体，帮助部队打通一堵又一堵的房宅墙壁，使部队顺利从一幢幢相连的民房间穿过，避开火力封锁，直冲敌军阵地，消灭措手不及之敌，保证了战斗的胜利。

1943年4月，陆埠发生了震惊浙东的“洋菜厂事件”，它显示了余姚人民面对残暴的日军，英勇不屈，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是月30日夜，驻陆埠“洋菜厂”的陆埠联乡自卫队18名队员被100余名日伪军包围。自卫队员英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除2人牺牲，2人脱险外，其余14名战士不幸被俘，羁押余姚，惨遭日寇酷刑，但是没有一个屈服于日军的淫威。敌人一无所获，于5月18日将14位英勇的战士押赴城东玉皇山刑场枪杀。面对死亡，勇士们脸无惧色，视死如归，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壮烈殉国。

1943年8月23日和9月2日，日伪军下乡抢粮，姚南群众5000余人参加反抢粮战斗，两次突击行动，将日军掠夺后囤积在梨洲、凤亭等地的20余万斤粮食，在一夜之间抢运进四明山。1945年8月5日，1000多群众又汇集凤亭乡挑灯夜战，将凤亭乡通往余姚的三条河流全部填塞，使日伪军无法用船抢粮。

1944年8月17日，姚北军民为粉碎日伪军的“清乡”计划，保卫秋收，成千上万的群众参加了大破袭战斗。在东起观海卫、西至临山、南到姚城、北迄相公殿的长达120里的公路线上，对日伪的交通线和通讯设施进行了大破袭，共毁大小桥梁30座，毁电线杆800余根，收割电线3200多斤。

余姚群众除了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组织民兵保卫根据地外，还开展广泛的拥政、拥军活动。姚南各地曾组织“打猎队”，除了保护农作物外，还常抬着野猪等猎物，慰劳部队，慰问民主政府工作人员。根据地内洋溢着军爱民、民拥军的鱼水深情。

还有一批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抗日志士，他们肩负重任，默默无闻地从事抗战事业，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泗门镇谢海忠，十几岁参加革命，受党派遣打入伪军余姚保安团，协助已打入敌军内部、任余姚保安团副团长的共产党员王培良，秘密进行抗日活动。他机智勇敢，出生入死，多次完成传送情报、搭救战友等重要任务，为抗日事业立下大功。但在抗战即将胜利的1945年5月，与王培良一起，被伪县长劳乃心手下的侦缉队杀害在丰北太平桥边。

当年四明山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地方党组织和伤病员的事迹，感人肺腑，至今还在流传。1944年正月的一天，大岚区委书记谷光在上庄村工作，敌人突然包围了村庄，在万分危急的关头，一位素不相识的老篾匠解下自己身上的围裙，把老谷装扮成一位篾匠师傅，机智地骗过敌人的盘问，转危为安。有一次，民运干部林秀梅在一个村里工作，被敌人侦悉，出动了近百名兵力包围村庄，挨家挨户地搜查。一位老大娘急中生智，脱下自己的棉衣，穿在林秀梅身上，领着她避过敌人，穿上路翻上山岗，在深山密林里度过了一天一夜，直到敌人撤退，才领着她返回村庄，而老大娘家已被敌军洗劫一空。

类似事例，不胜枚举。谭启龙同志回首往事，激动地说：“根据地军民相濡以沫、生死与共的血肉联系，令人终生难忘。老区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养育了我们，养育了革命。无数群众和革命战友不性牺牲，不畏艰险，英勇战斗，用血肉之躯筑起了坚固的长城。”

在抗击日寇侵略的艰苦卓绝的战斗中，有数以百计的革命先烈牺牲在余姚这块光荣的土地上。其中有陈洪、陈小平、朱学勉、邱子华、成君宜、熊达人、杨奚、戈阳、楼明山、朱敬之、王培良、黄振汉等等，他们的英名将永远铭记在余姚人民的心中。

四、解放战争时期

坚持隐蔽斗争   重建革命武装

开展游击战争   迎来余姚解放

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赢得抗战胜利。但是国民党反动派为了侵吞抗战胜利果实，妄图消灭共产党，依仗其庞大的军事力量，策划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为避免内战，争取以和平的道路建设新中国，在重庆谈判中，作了重大的让步，决定主动撤出江南8个根据地。

1945年9月22日，华中局转发中央命令：新四军浙东纵队及地方党政干部，除留下少数秘密武装人员外，全部撤离浙东，开赴苏北。30日起，浙东党、政、军及地方工作人员约15000人在谭启龙、何克希的率领下，由慈北古窑浦到姚北临山的沿海各港口分路分批渡杭州湾北撤。

奉命坚持在姚南、余上的党的特派员陈布衣、朱之光、项耿、肖贻、寿静涛和各区干部共十几位同志，挥泪送别了北撤部队，肩负着区党委交给的“树立党的旗帜，保存力量，等待时机”重任，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隐蔽斗争。

浙东新四军前脚刚走，国民党就集中2万余兵力，对浙东地区进行疯狂的“清剿”，在“宁可错杀，不可错放”的口号下，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仅五东岙、箬岙等地，就有100余群众被捕。白色恐怖再次笼罩余姚大地。

1945年11月至1946年7月，国民党又两次对四明山地区发动大规模军事封锁、“清剿”，企图将坚持斗争的革命者冻死、饿死、困死在四明山上。面对强敌和恶劣环境，坚持斗争的同志采取分散隐蔽、高度游动的灵活战术，避敌锋芒，与敌周旋，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挫败了敌人的“清剿”计划。

敌人还採用烧山并村、“连保切座”、“篦箕战”、“鱼网战”、“突击战”、“堡垒战”等等名目众多的大规模政治、军事行动，企图切断党和群众的联系，消灭党的力量。但是，广大群众坚定地站在共产党一边，以保卫革命的赤诚之心，筑起了剿不垮、攻不破的铜墙铁壁。

一次，朱之光等人在姚南佩林岗活动，被尾随的敌人包围。敌人抓了岭下村的金桂林，要他带路搜捕。金桂林对朱之光等人的行踪一清二楚，为了革命同志的安全，他把敌军带到茫无人烟的深山冷岙，从早到晚整整兜了一天，直拖得敌人精疲力竭，一无所获才撤退。

驻龙坑的浙保大队长华松是个凶残又狡猾的反共老手。他打听到朱之光等人常从高地岭经过，便调动队伍设伏。敌人的行动被一位敲竹梆赶野猪的村民看在眼里，就报告了党组织，这位村民还自愿承担了侦察任务，与同志们约定以竹梆声报警为暗号。从这天开始，每当敌人设下埋伏，“笃笃笃，笃笃笃”三上三下的梆声就在山涧回响彻云霄。敌人设伏整整18天，这位可敬的敲梆人就一连敲了18天的报警梆。

在姚北、在四明山上坚持隐蔽的同志在群众的掩护下，安全度过了无数个充满危险的日日夜夜。他们凭着对共产主义的崇高信仰和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靠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和配合，在最艰苦、恶劣的斗争环境里，一次次战胜敌人的“清剿”，一次次转危为安。坚持党的红旗不倒，保存、发展了革命力量，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艰巨任务。

1946年6月，国民党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9月20日，中共华中分局指示浙东党组织：组织开展武装斗争，扩大活动地区，在一切可以发展的地区，组织武工队和群众性武装。遵照上级指示，坚持斗争的同志开展了重建革命武装的工作。

12月4日晚，四明地区领导人朱之光根据余上县特派员黄明的情报，带领部分经过化装的武装人员夜袭天华乡。黄明带领余上地方党员积极配合。军民分成数路，堵洞打“狗”，不费一枪一弹，俘虏乡警班士兵多人，缴获机枪1挺，步枪13支，短枪2支，子弹数百发。主动出击，首战告捷。

次年5月15日，四明工委在陆埠徐鲍陈村北的草茅庵召开重建武装大会。浙东工委、四明工委的领导人顾德欢、陈布衣、朱之光等参加了会议，成立了四明第一支主力武装四中队，史称“草茅庵建军”。7月，姚南武装小分队在沿江区党员配合下，里应外合，全歼驻凤亭乡湖头庙敌保警分队，缴机枪1挺，长短枪49支。月底在姚南七丘田诞生了主力武装五中队。此后，四中队、五中队转战三北、四明，合并为“钢铁部队”。

10月14日，顾德欢、陈布衣又率领部队进入姚北平原，同余上武工队协同作战，取得了临山战斗和祠堂丘反击战的重大胜利。平时横行乡里的国民党保警队再也不敢轻易走出据点，一些地方上作恶多端的反动分子再也不敢胡作非为。

1948年3月，四明主力、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三支队打响了中村战斗，敌人踞高固守，我军一时强攻不下，为避免群众遭受损失，在激战2个多小时后，游击队撤出了战斗。

5月15日，为了加强浙东武装力量，浦东人民解放总队和大团镇自卫队共290余人，南渡浙东，直上四明山，编为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五支队。这给国民党反动派以莫大的震惊，调集了浙保二个团及四明山周围七县的地方自卫队，气势汹汹向四明山扑来，扬言“两个星期消灭四明山共军”。一场恶战，近在眉睫。5月28日血战上王岗的战斗发生，三支队、五支队指战员面对十倍于我的敌军，毫不畏惧，奋勇反击，接连打退了敌人13次的轮番冲锋，始终坚守阵地。激烈的战斗持续了10个小时，我军共毙伤敌官兵200余人，俘敌30余名，取得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绩。

解放战争时期浙东各地的武装斗争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恢复和发展起来的。有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为此而洒尽热血，献出了生命。仅余姚一地，从1947年到1948年的两年中，就有余上县特派员黄明、姚虞县委委员肖东（女）、梁辉等3名县级领导人英勇献身。而牺牲的党员、革命群众、爱国人士则超过百人。

武装斗争的恢复和发展离不开群众的支援。人民群众冒着枪林弹雨，为子弟兵送水担饭，抬送伤员，掩护同志，站岗放哨，探送情报。有的不惜牺牲自己，也不向敌人透露我方情况。姚南上雾岗村的明海大妈和左溪乡朱祥甫先生的事迹尤为感人。

1947年春，敌人抓走了明海大妈和她14岁的儿子永尧，企图从她母子口中得到游击队的行踪。凶狠的敌人对母子俩轮番动刑，给母亲动刑时叫儿子看，给儿子动刑时让母亲看。明海大妈和永尧都被折磨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淋。但母子相互鼓励，坚贞不屈。敌人恼羞成怒，又将母子俩绑赴刑场，当着明海大妈的面，枪杀了永尧。但明海大妈还是不吐一字，凛然正气，使得敌人束手无策。几天以后，敌人释放了明海大妈，而遍体鳞伤的明海大妈又悄悄去慰问游击战士。她对大家说：“不要为我难过，只要你们在，我的儿子就不会白死。”革命大妈一席话，使战士们感动得泪流满面。

姚南知名人士朱祥甫老先生是朱之光的父亲。敌人为了胁迫朱之光投降，对朱老先生软硬兼施，用尽了各种办法，不但捣毁朱家祖堂、扒挖朱氏坟地，还对朱之光的父亲、弟弟、妹夫统统抓捕，硬逼着朱祥甫给朱之光写劝降信。深明大义的朱老先生饱蘸浓墨，挥笔写下了“凭道则存，无道则亡”8个大字，第二天就被敌人枪杀了。浩然正气，令人敬仰！

正是由于有群众的支援，四明地区的革命武装才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成长、壮大。到1948年底，四明地区的主力武装已从重建时的43人壮大到600余人，游击区也从三北、四明扩大到会稽地区。1949年1月25日，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成立，马青任司令员，顾德欢任政委。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23日南京解放。接着解放大军挥师南进，势如破竹。5月3日解放杭州。当时，国民党残军似潮水般涌向浙东，准备逃往海岛。

为了迎接解放，余姚军民根据党的指示，一面主动发动军事、政治攻势，敦促敌人投降；一面组织力量，主动出击，配合大军解放浙东。5月6日，在我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下，驻余姚盐场200余名税警宣布起义；5月7日，四明主力五支队解放梁弄；接着，余上县武工队和民兵又先后在低塘桥头俘虏敌“挺进支队”100余人，在青山歼灭了溃退的国民党残兵200余人，在垫桥路四塘头缴获了数百名敌军的全部武器……。捷报一个接着一个。全县人民满怀胜利的喜悦盼望解放，日夜加工粮食，筹集物资，迎接大军到来。

5月16日，人民解放军三野七兵团22军沿杭甬公路东进，19日抵达曹娥江西岸。驻守曹娥江的敌军663团，不战自溃。21日，大军全部过江。22日凌晨，解放军66师向余姚挺进，65师解放上虞县城丰惠后也向余姚进击，沿途守敌在解放军疾风卷地般的冲击下，望风披靡。

22日上午，四明主力部队和南下的解放军在筀竹岭会师，下午3时，余上军民也在马渚与解放大军汇合；同日下午，解放军某部在斗门前场址与游击队会师。

傍晚，解放大军65师一部冒雨向余姚县城迅猛进攻。首先向丰山顶残敌发起攻势，敌不堪一击，战斗少时即告结束，生俘敌军官兵40余人。23日凌晨，65师195团7连指战员首先冲进姚城，很快就解除了残留的自卫中队的武装，俘虏中队长以下90余人。随后65师师部胜利进驻余姚城。拂晓，66师也赶到姚城与65师会合。上午，中共四明工委及姚虞县的党、政领导人陈布衣、薛驹、李华等进城与大军会师。雨后初晴，大地重光，余姚终于回到人民手中。

“余姚解放了！”23日清晨，全县人民洋溢着欢乐的激情，敲锣打鼓，源源不断地涌向姚城，锣鼓声、笑声、口号声响彻云天。

1949年5月25日，余姚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李荆山任主任，薜驹任副主任。

从此，浙东古城余姚揭开了新的历史篇章，余姚人民昂首阔步地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代！

                                                        （王承环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