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在四明山上

——离休干部 陈布衣 回忆录——

一、形势突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坚持的八年抗战终于获得最后胜利。那时我正以四明地委组织部干部科科长的身份带领地委工作队在上虞下管开展工作。当我们听到这个喜讯时，确实高兴得不得了。但是，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抢夺胜利果实，竞将伪预备第十师改编为“国军”，抢占宁波。中共浙东区党委根据形势的急剧变化，采取了积极的组织措施，集中党、政、军一切力量，准备挺进宁波，接受日军投降。于是，我从基层工作队调回，分配到南山县任县委组织部长兼宣传部长。根据上级指示，我们南山县委、县府集中各个乡基干民兵在南庙集训，准备解放余姚城。

    就在敌我双方的斗争处在关键时刻，局势突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9月23日，区党委在上虞县城(丰惠镇)召开了部分县委书记参加的紧急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关于北撤的命令和指示，决定浙东纵队及地方党政干部7天准备后分批撤离；在四明山区设立“新四军浙东纵队留守处”，以公开合法身份与国民党谈判，处理伤员安置、抗币回收和物资等善后事宜。会议还决定，部队北撤后留下一部分党员干部坚持原地斗争；改党委制为特派员制，并任命了四明、三东(鄞东、奉东、镇东及定海地区)、金萧三个地区党的特派员。

会议一结束，县委书记俞震立即返回南山，向我和县长朱之光简要地传达了会议精神。原来是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时，党中央为了争取全国的和平民主，反对蒋介石的内战独裁政策，发出了《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的指示，决定华中局北移山东。华中局即于9月20日转发党中央的命令：浙东部队及地方党政干部立即全部撤退开赴苏北，留下少数同志坚持原地斗争。俞震还传达了区党委的决定，要我留下任县特派员，坚持南山县的斗争。我虽清楚今后的环境将十分恶劣，斗争将十分艰苦，但这是党和人民的需要，我还是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于是，由我提名，经县委讨论，当场作出决定：大岚区特派员黄连、梁弄区特派员金达(黄明)、陆埠区特派员鲍纯甫、沿江区特派员葛布，以此作为南山县的组织网络。对于我提出的留下武装的要求，俞震及时向区党委作了请示。

  不久，区党委书记、浙东纵队政委谭启龙要我去上虞面谈。我即与朱之光一道赶到上虞丰惠镇。当我们看到街上熙熙攘攘川流不息的人群，想到部队北撤后，这里的情况将发生重大变化，心中感到不是滋味。谭启龙、何克希两位首长先后出来接见我们。谭政委喉咙沙哑，两眼布满血丝，显然是日夜操劳所致。他首先讲了形势，然后明确告诉我：目前不要我们打游击，但要点武器是可以的。并爽快地答应将南山中队和“大陆商场”  (区党委城市工作委员会代号)的武器留给我们。在谈到留下坚持斗争的任务时，谭政委指示我们要树立党的旗帜，保存有生力量，等待时机。这使我们明确部队虽然北撤，但党的旗帜，一定要牢牢树立在四明山上。他还布置我们把党委制改为特派员制，实行单线领导；面孔红(指已暴露党员面目)的同志，如村长、民兵队长、农会骨干等，要尽可能动员他们跟部队北撤；对于家庭负担重，生病等特殊原因无法北撤的同志，也要动员他们到外地隐蔽，以保存自己；党员面目未暴露的可隐蔽在群众中间，敌人如果搞“自首登记“可以同群众一起，以群众面目去“登记自新”，但不能带头“自首”。最后，谭启龙同志指示我们“要面向群众背靠山”，扎根于群众之中，坚持斗争。谈话结束后，谭、何首长亲自送我们到大门口，紧握我们的双手，久久不放，眼神中流露出依恋惜别之情。

  从区党委回来．我同俞震商量后，召开了一次区特派员会议。宣布了县委决定，统一思想，安定情绪。后我又布置金达去南山中队驻地索要武器，武器收到后藏到后洋去。但由于战士们不肯留下武器，结果金达空手而归。我在梁弄布置好工作后，即去杜徐找四明地区特派员刘清扬接关系。在南黄途中，恰遇“大陆商场”撤离，我担心要不到武装，一口气跑了五六里路到杜徐，找到刘清扬，向他汇报了谭政委的意见。要求速即派人去追“大陆商场”。由于刘清扬对组织决定他留下坚持有抵触情绪，所以不仅放弃接收“大陆商场”的武器，甚至连电台都不想要。后我向四明地区另一特派员邢子陶汇报，经那出面，才把电台留下。当时，新四军浙东纵队留守处副主任朱洪山正在那里忙于遗散老弱人员，被遣散的老弱人员虽然拿了组织上发的作为遗散的青布、白布，但仍非常眷恋部队，久久不愿离去。

 在县委动员北撤时，我反复强调要坚强，不要流泪。当我们送别北撤同志时，大家都强忍悲痛，眼泪盈眶，硬是不让它流下来。我的妻子周廉正亦奉命北撤，她与我告别时，送我一件背心、一本笔记，并留下组织批准我俩结婚的结婚证，毅然跟大家一起走了。

二、上山隐蔽

  9月底，部队北撤后，四明地区党组织全部改为特派员制；地区由刘清扬、邢子陶任特派员(后邢去解放区工作，实际只有刘清扬一人负责)，下属6个县特派员：南山县陈布衣；鄞慈县陈爱中(后牺牲)；慈镇县蒋子瑛(后牺牲)；余上县项耿，萧贻、寿静涛为副；上虞县贾德裕；邵明、丁友灿担任嵊新奉特派员。 

  刘清扬带着电台工作人员、留卫人员和新四军浙东留守处十余名同志在南山县杜徐村山上建立隐蔽联络点。我们南山县的一些同志，起初是跟他一起活动的，对坚持隐蔽，一开始感到很不习惯。邢子陶要求我们全部彻底群众化，同时布置我们要依靠群众。建立红色据点，有更多的立足点；而刘清扬却强调要彻底隐蔽，要无声无息。在杜徐住了八九天后，我们就与刘清扬分手，到了南黄。

  在南黄坚持期间，我们一般白天隐蔽在山上，晚上出来活动。有一天，我们来到金竹尖山腰阿意伯家门口，只听见他们夫妻俩正在为共产党是否已全部撤走而争论不休。当我们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俩异常兴奋，紧紧拉住我的手，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他们坚信共产党不会远走高飞，不会忘记他们。群众的信任，更使我们对坚持斗争充满了信心。

  我们南山县4个区特派员，原来习惯于集中、公开的活动，现在要改为个别的秘密的活动，一开始极不适应，同志们十分留恋过去的斗争方式，特别是在当时复杂的环境中，大家患难与共，相依为命，谁也不愿离开集体去单独活动。我意识到这样下去会影响工作的开展，就利用在阿意伯家隐蔽期间，在竹山里召开了区特派员会议，一方面了解群众情绪，一方面针对干部存在问题，组织大家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陈云同志《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文章，以整风的办法，对照党员标准，自觉检查。经过一个星期的学习，大家振作精神，改进活动方式，进行分散活动。

  我们选择党和群众基础较好的地方，作为红色立足点，联络一批积极分子，争取周围村子里的群众，了解敌人动态。当时，敌人造谣说北撤部队已在海上翻了船，群众不明真相，人心惶惶。针对群众这一情况，我们就大力宣传北撤部队在澉浦同敌人打了个大胜仗，已平安到达目的地的喜讯，粉碎了敌人的阴谋，安定了群众的情绪。

    10月中下旬，国民党一二三、一二四师及浙江保安一团、二团占据了梁弄、陆埠、鄞江桥、亭下、黄泽、章家埠等外围集镇，潜逃在外的国民党乡保长又卷土重来，敌人一个宣传队亦随军进驻，大肆进行反共宣传，准备集中兵力“进剿”四明山。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时，感到最担心的是四明特派员机关的安全，因那里有电台，马达声很大，敌人过来就没法工作。为此，我两次跑到刘清扬的“公馆”  (对隐蔽在密林茂竹深处草舍的戏称)里去商量转移问题。当时，刘清扬已派俞存潮到屏风山观察地形。据俞存潮回来报告：屏风山地处嵊县、上虞、余姚、鄞县四县交界处，既无村庄，亦无群众，在这样的深山老林里安装电台，搞通讯联络是十分安全的。经商议，地、县两级20余名干部集中上屏风山。于是，我们就从徐鲍陈出发，到马家坪住了一夜，筹集了四、五百斤大米、咸菜、盐和一些炊事用具，大家分着挑上山去。这条山路崎呕不平，荆棘丛生，从山脚到山顶，足足化了4个小时。到了山上后，经历过三年游击战争的刘清扬为我们作示范：他叫人搞来一些小竹和茅草，搭起草蓬，里面铺上布毯子，这样就可以进去睡觉。但我总感到不太适合，于是四出寻找，终于在不远处找到了一所管毛笋人住的“草厂”  (草舍)。这样，我们就在那个“草厂”安顿下来。地、县两级并作一队，刘清扬自任队长，并成立了党的支部，推我任支部书记。第二天，我们把电线绷起来，搭起了电台的架子，姓谢的台长一试，机器故障，不能发报，同志们闻讯都惊呆了。这一来，我们与上级的联系就困难多了。幸亏乐子型带了一台收报机，可以收听新华社电讯。当时，我们在与上级党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只能依靠新华社消息来分析形势，指导工作。

三、与敌周旋

   1945年11月，国民党反动派调集正规军2个师、浙保2个团、六区保警总队5个支队及收编的伪军共约二、三万兵力。从上虞、嵊县、新昌、宁波、鄞县、余姚方向齐头并进，杀气腾腾，向四明山发动大规模的“清剿”。他们在梁弄设立所谓“绥靖指挥部”，每隔5—10里路之间设立一个据点，把我们的基本区团团围住。我们进入屏风山之后，消息不太灵通，曾派人同朱洪山联系过两次。朱洪山、朱之光写来短信告诉我们：敌人一到先是搜查和抢劫我们埋藏的粮食和物资，后来，采用蓖箕战术开始搜山，围剿我浙东留守处人员，逮捕和屠杀晓岭、梁弄后方医院的医务人员和伤病员。与此同时，还成立反动的区、乡政权和武装，大搞“移民并村”，并采取所谓“雪天清剿”、“烧山战”、“鱼网战”等狠毒手段，妄图消灭我们。我们隐蔽在屏风山的同志，虽然没有与敌遭遇，但因远离群众，带上山的大米不久吃光了，只好从外地设法搞六谷(玉米)。天天吃六谷，牙齿都嚼酸，后来，连六谷也没有了，只得靠采野菜、野果充饥。没有菜吃，大家就蘸点盐下饭；没有烟抽，开始抽茶叶，茶叶抽光，就将柴叶晒干当烟叶。但是，尽管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大家毫无怨言，绝不气馁，坚持学习政治和文化知识。当时，我们凑成一首打油诗：

    “厂小人员多， 一天一餐饿， 你喊那一个, 我就在你旁边坐。” 字里行间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

    1946年初，国民党军队由于运输给养等方面的困难，不得不把大部队撤至平原地区，山区仅留下浙保一个团加各县的保警队驻守。他们十里一碉堡，五里一岗哨，处处设防，继续“清剿”。为了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趁敌人大部队撤走之机，我们决定从屏风山下来，依靠群众继续与敌周旋。

  我们从山上下来后，先在大俞住了7天。大俞离北溪仅七八华里，驻在北溪的敌人常常出来巡哨，我们总是巧妙地避开正面冲突。后来，我们来到南黄过春节。那时，敌人乡公所派出农民哨，企图监探我们的行踪。可是，敌人哪里知道，这些农民都是我们的基本群众，他们见到我们十分高兴，一再要求去打乡公所。我们也常常告诉他们，要他们以假乱真，向乡公所去报告，从而使敌人的阴谋诡计不能得逞。过完春节，我即去叶浪山找朱之光，刘清扬闻讯也去那里与我们会面，我们3人商定去冠佩开会，并通知朱洪山参加。我们在冠佩村开了3天会议，分析了形势，总结了前段反“清剿”斗争情况，研究今后工作。会上，刘清扬提出了“躲击”的斗争方针。

  敌人见大部队行动剿灭不了我们，于是，改换策略．派出许多便衣特务，化装成卖布、磨剪刀、理发、看相的人，有的甚至伪装成我三五支队，到各村庄流窜，搜集情报，倘若发现所谓目标，就搞突然袭击。当时，敌人虽然采取以游击对付游击的狡猾手法，但在广大群众的掩护和帮助下，我们还是站稳了脚跟，坚持了斗争。一直到重新建立武装。